外国文学作品论文（通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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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侠客”作为中西方文学世界共有的人物形象，自诞生始一直深受中外读者的喜爱。但是由于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外文学中的侠客形象有所异同。其“异”在于，出身、价值取向等不同；其“同”在于，都秉持着扬善惩恶、伸张正义的侠客之心。侠客文学的产生及繁盛，揭示出了世界人民不畏暴政、反抗压迫的英雄气质。

关键词：中西方文学；侠客；异同点；价值观

“侠客”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绝不陌生，在世俗文化里，游侠小说较之于其他纯文学更受人们青睐。这种现象不单存在中国文学里，外国文学中游侠身影在某种层面上更显大放异彩。然而，由于文化差异，中外文学中的侠客形象却大不相同。

一、侠客的定义

“侠客”一词的解释，中西方有所差异。中国古代称豪爽好交游、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的人善传游侠。西方“侠客”有“圣武士”与“巡林客”两意，一般所指乃前者，但与东方传统的侠客相去甚远。事实上西方文化中的巡林客，从心态和理念上说更接近东方的侠客。他们以森林为家，以动物为友，与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其性格叛逆，行事原则遵循自然的选择或是自己的心，几乎可视为东方侠客的翻版。

二、中国文学侠客形象

中国文学特别是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基本被固化了。

从身份上来看，中国侠客出身多不是贵族阶层，没有高贵的血统，也不是隶属于门阀世家的武士。他们大多为草莽英雄，可能是占山为王的大盗巨贼，也可能是江湖名宿，可能是隐居深山的樵夫，也可能是江边垂钓的渔父，总而言之与统治阶级沾不上关系，他们先天就与“富贵”两个字隔离，就算个别的出身高贵，也会后天与权贵保持距离，比如贵为帝王却时时向往江湖的段誉和将帅之子却厌恶仕途的袁承志。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侠客扎根民间，在平民阶级中有着深厚的基础。

我们也可从文化上加以分析。如前所述，中国侠客多出身平民，这就决定了他们与学问文化无缘。他们大都不是什么文人墨客，仅粗通文墨，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叱咤江湖。相反，如果他们当中谁要是整天之乎者也，摆出一副文化人的架子，肯定会被人讥笑为酸腐儒生，为人不齿。在江湖中文化是可有可无，甚至是最好没有的。侠客们看中的是手中的剑，“剑”就是侠客的文化。一个人的武艺越强越受到江湖人的钦佩。

剑是中国侠客的文化，那么“义”就是侠客的心。

义分大小。小义就是江湖义气：简而言之就是通行江湖的道德标准。何为江湖？江湖就是众多侠客不自觉组成的团体。作为团伙成员，要想继续留在这个团体中，就必须维护这个团体，也就是维护这个团体的成员。这就决定了江湖义气根本上是“朋友义气”。

“朋友义气”的非理性的成分居多，尽管有时我们会对侠客们为朋友两肋插刀、自我牺牲的行为肃然起敬。如《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为了保全晁盖一伙宁愿担负杀妻之罪，因而受到江湖的称赞。可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感情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与其说他们是在维护朋友义气，不如说他们是在维护规矩。尽管这规矩在他们看来很无理，但必须遵守。金庸所著的《书剑恩仇录》中有段情节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红花会文泰等人为了躲避朝廷鹰犬张召重的追捕而来到江湖名宿周仲英的家中，是时恰逢周外出不在，其幼子在无意中向张召重泄露了文泰的藏身处，从而导致文的被捕。周仲英得知后，明知幼子是无意而为，但为了维护这种朋友义气，扔狠心下手击毙爱子。我们看到这幕时应该不难看出这种义气的偏颇和狭隘的地方。

与小义相对，大义在中国侠客中就是爱国主义。如前所述，侠客们与权贵互不往来，那么维护权贵的国家政权应该得不到侠客的真心拥护，因而王朝更替也不会牵动侠客的注意。但事实上，侠客们总是能够超越这种阶级情感，为了民族和国家，他们能够放弃所有成见，与统治阶级中的忠良派结盟，共赴国难。这种情怀更像是与生俱来，没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点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是俯拾即是的，例如《天龙八部》中作为武林异端势力存在的天山派三十六洞七十二岛，本应该是与世隔绝不问俗世的状态，可当金兵南下时他们竟然可以自发起来不顾生死阻挡强敌，没有人提出异议。又如梁羽生《白发魔女传》中的练霓裳，自小被狼养大，尽管后来为人所救，教授绝技，但是仍时不时表现出与常人相异的野性。就是这样的绿林女盗生平最为痛恨的不是恶人为非作歹，而是卖国求荣。这很难让人理解，但又似乎自然而然。

在中国武侠小说构筑的武侠世界里，江湖人可以藐视一切王法，可以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必须有义气。义气就是他们行为的最高准则。

三、外国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外国侠客脱胎于骑士阶层。而骑士本身就属于统治阶层，这就意味着外国文学中的侠客与中国侠客有所不同。

显而易见，外国文学中的侠客多出身贵族阶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彬彬有礼，富有教养，浪漫多情，爱情和荣誉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中世纪骑士文学就是典型代表。

尽管他们也会锄强扶弱，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只有他们认定有人在破坏法律才会拔出正义之剑。如美国小说《佐罗传奇》中，出身贵族家庭的狄亚哥就是就是不满殖民者的违法勾当，才会假借佐罗之名伸张正义。

当然，外国文学中的侠客并不都是统治阶层出身，也不都彬彬有礼。如法国文豪亚历山大。仲马的小说《侠盗罗宾汉》的主人公罗宾汉就是以绿林好汉的身份和豪爽开朗的形象广为人知。

四、不同点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侠客和外国侠客还是有较大的差别。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身份不同。中国侠客趋向于平民阶级，而外国侠客则是贵族出身；二是对文化的认同感不同。中国侠客排斥文化，外国侠客则醉心于文化；三是人生追求不同。中国侠客总是在追寻大义：匡扶正义或兼济天下，儿女长情与侠客精神相悖；外国侠客对比则是处在自然状态，他们的义举总是无意而为，追求的目标较为现实，如世俗情感等等。四是与权贵者和主流文化关系不同。中国侠客反叛当权者，挑战主流文化，而外国侠客特别是骑士则忠君护教，维护主流文化。

五、导致差异的原因

（一）文化原因

中国侠客所代表的是草莽文化，它根植于民间，有根深蒂固的草根性，是一种远离庙堂的平民文化；而外国文学中的侠客，尤以骑士文学中骑士为代表则是象征着上层的贵族文化，成为骑士是一种荣耀，是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正因如此，中国侠客和外国侠客才会在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上以及价值取向上大相近庭，南辕北辙。

（二）时代原因

尽管中外文学中的侠客大都同处于封建时代，但是两者所经历的时代背景却不相同。

中国经历一段相当长的大一统王朝时期。这对国民性的塑造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从内心深处不愿看见国家分裂，这就是为什么 ……此处隐藏10367个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忠君”甚至“愚忠”的思想意识。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评价是：“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5]还有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击元兵是被俘，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乃书《过零丁洋》诗以诉之。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次年，被押送大都（今北京），囚禁四年，经历种种严酷考验，始终不屈，从容就义。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也为后世做了忠君的典范。

在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虽然在诸神和英雄身上代表着 部落氏族利益的集体意识，但在自我意识方面英雄主义已经初露端倪，英雄之间的 斗争和相互残杀也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希腊神话强调个人价值，崇尚个人神力，个别英雄决定部落的命运。阿喀琉斯体魄矫健、勇猛善战，这是荷马史诗中英雄们所拥有的共性，除此之外，还具有鲜明而又复杂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凶猛残忍的同时又重荣誉、讲义气；坦率、磊落的同时又横蛮、心胸狭窄和自私。在他的性格特征中，主要体现了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以及个人价值所在。阿喀琉斯因此成为荷马史诗中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个人价值体现的典型代表。阿喀琉斯公认是“希腊最优秀的勇士”其生命经验和追求最能体现《伊利亚特》的英雄主义主旨，那就是追求荣誉。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人价值体现的执着追求和对英雄主义的充分肯定。

三、自由旷达与反叛扩张

中国文学的内在性还有一个方面是自由旷达，“旷达”在《二十四诗品》中的解释是超越人生忧困的自由审美。“旷达”一品也与“超诣”、“飘逸”较为接近。旷达，就是大度、超脱，而不拘泥于小节。但《诗品》中的“旷达”具有道家达人大观、摆脱“机心”、“机事”缠绕，超尘拔俗的精神。就《旷达》品来看，旷达即人在面对人生诸多困境时，以旷放通达的胸襟态度超越之，转而进入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在对美的自由观赏中优游卒岁。[6]确保自我精神存在必须从具有多方面规 定的现实关系中逃离出来，自我的存在不能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判断，自我的自由是脱离现实，超越社会功利，追求人生的美境界，注重个体精神需求，以个体精神的自由旷达为自我存在的最高境界。防止自我“丧己于物，失性于俗”。[7]庄子以逍遥自由，使自我完全超越外在依赖的社会关系、功利关系、自然关 系，摆脱天下的一切束缚。在《齐物论》中“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己，而况利害之端乎？”无谓有谓，而游乎尘垢之外。这样自我只有摆脱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的压迫，才真正能保存自我，自我不被命所愚弄。要想保存自我，不是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享受，也不是追求圣哲圣贤的人格完善，而是对于世上 的万物差异性不必太在意。自我可以等视一切就不会为生而烦恼，为死而恐惧，为通而骄人，为穷而沮丧。以庄子为代表的内在性形成中国文学另外一种境界。作家以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摒弃物欲，自我逍遥自适当作永恒的追求。

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这种物质与精神条件的限制。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与自然压迫力形成矛盾对立，不断冲突。类似的冲突千万次重复，千万次刺激着西方人的感官和大脑，势必导致觉醒，导致反叛扩张意识的产生。西方人迫求自我，始终没有从现实世界中脱离出来，离开了所占有的客观物质世界，就没办法获得自身价值的确认。因为自我总是“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所以为了表现自我意识是将自我扩张于自然界和人 类生活各个领域，征服自然，征服社会，以竞争扩张为主题的自我意识贯穿于西方文学之中。从最初的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给人类造福，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去偷走了一个火种，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到《圣经》里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表明人类开始利用上帝赋予自身的自由意志去做某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从此人类的一切思想与行动已不再完全受限于上帝的旨意。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开始明晰，有了羞耻之心，产生了“自我”的概念，开始可以分辨善恶，开始有了智慧，并用这智慧做想做的事情，用这智慧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这些都体现出西方人对物质世界强烈的探知欲望。中世纪教会文学生命短暂就是因为限制了自我在物质世界的进取，在精神世界的 自我扩张。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 [8]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智慧，人的体魄所具有的创造力。罗曼・罗兰也在他的作品中强调 自我对于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他认为个体要发展，就要扩张自我，超越先人的经验。“在我的意识深处，在我的狭窄的心胸中，沉睡着神圣的我，绝对的自我。只有自我存在着，这个自我就是罗曼？罗兰，在他的每一个感觉之中。在我无边无际和不停运动的现在之中，自我装扮成各种各样的 形状，在无休止地进化着。”

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内在性的表现，包括自我意识、历史经验的艺术表现和感受。内在性往往直接来自感性生活，带有不自觉无意识的性质。他们往往沉淀在集体潜意识里，经常体现为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典型的”[9]情感结构和欲求指向。人在文学创造过程中创造了自身，而文学又在人的自我创造中获得了存在。由于西方文学的内在性强调独立的自我，自我依赖于自我，与社会其它关系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独立的自我成为孤独的自我，进而失去自我。这与中国文学中强调自我顺应社会责任的命题形成明显的差异。中国文学的内在性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特征，强调社会责任和家国的概念，这种特征投身到作家身上是群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外化，将小我融汇于大我之中，注重个体的精神和自我修养，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西方文学的内在性表现为崇尚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提倡个人奋斗，突出个人价值。反对社会强加于自身的种种束缚，体现在对社会传统、道德、宗教力量的反叛。在具体作品中批判阻碍自我发展的种种阻力，封建的王权，种族的不平等，贫富的等 级制，宗教的种种桎梏。作家的任务要扫除旧世界，建立适合自我自由生存发展的理想王国。

参考文献

[1][2]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2003，02，01.

[3][4]孔丘《论语》第十五篇卫灵公 [M]。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10，1.

[5]《九辩 》转引《 中国文艺 思潮史稿 》[J]第4 3、6 3页，南开大学 出版社 出版。

[6]张国庆《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7]《庄子・缮性》，中华书局1961年版《庄子集释》。

[8]尼采《善恶的彼岸》，转自尼采著《快乐的哲学》，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

[9]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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