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新版多篇）为网友投稿推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论文 篇一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数据俨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大学生作为接受前沿文化的重要接受群体，其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理和生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为了更好的了解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借助大数据的理论形态和工具手段，深入探究农村大学生的心理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从而进行治理，促使农村大学生积极、健康、快乐的成长成才。
关键词：大数据；农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应运而生，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生活学习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大数据所带来的变革与日俱增、影响日益深远。大数据以其强大的海量、精准、实用的特性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的集合、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和战略，将为我国的各方面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同时大学生作为前沿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是祖国和未来的希望。农村大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想品行的发展状况关系到对其自身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乃至国家的繁荣富强。因此借助大数据来探讨、分析农村大学生的心理要素，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应对与治理，从而促进农村大学生健康、快乐的幸福成长。
一、大数据的定义
“大数据”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及和使用，他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大数据将在第三次浪潮中“谱写华彩乐章”，并预言“大数据”时代即将到来。最早正式提出“大数据”概念的是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MGI），其在一份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下的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当今世界，分析大数据是支撑新的生产力增长的基础。“大数据”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随着“大数据”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所带来的变革与日俱增、影响日益深远。数据俨然已经成为战略性资源，“谁拥有更多数据，谁就拥有未来”。[1]大数据，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大数据，对于“大数据”的定义而言，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权威IT研究机构Gartner认为，大数据是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超出传统信息技术处理能力的极端信息管理和处理问题；[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认为，大数据是“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频视频软件、网络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3]麦肯锡（MGI）对大数据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群。[4]总体而言，大数据是指在海量信息的基础上以裂变式增长的速度不断呈现出信息的集合。因而表现出大规模、多类型、高速度、精确性等特征。
二、大数据与农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契合
大数据作为新时期的战略资源，有效抓住其优势和机遇，提升信息和数字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我们深入探析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治理和改善，构建农村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环境和思维观念，促使农村大学生紧跟时代发展趋势，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大数据的海量性与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影响因素多样性相契合
信息的裂变式增长，以信息为集合的大数据已经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数据以其多样的信息来源渠道、繁多的种类、及时的变更性、多样化的信息内容、多元化的思潮遍布在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大数据展现给人们超强的海量信息，人们可以在瞬间掌握各种各样自己所需的信息。大学是学生们的人生重要转型期，对大学生而言，大学是大学生人生中接受高等知识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定型时期，尤其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相当于鲤鱼跳龙门一样，跳过那个知识的“龙门”，才能拥有广阔的人生世界。然而农村大学生大多家境比较贫寒。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城市的大学生迥然不同。从农村考入大学，因其成长环境而会面临众多的问题，如社交关系、学习压力、情感压力等，导致农村大学生的心理面临众多的挑战。因此大数据的海量信息、精准的数据能够为探析和解决农村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规避风险、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方面所遇到的困惑和问题，让农村大学生拥有健康、积极、向上的心理环境，从而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二）大数据的飞速性和农村大学生心理问题解决的及时性相契合
大数据建立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的高速运转诞生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如今，互联网技术在逐渐的提高，以大数据为中轴的数据产生的速度更快、信息来源渠道更多样、传播的范围更广阔。这些高效的、精准的信息源为信息的收集、统计、归纳、总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与保障。农村大学生正处于情感、思维、意识观念的渐趋成熟期，思想形态正处于波动期，容易受到外界思潮的影响。如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产品、手机等工具应运而生。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人员鱼龙混杂，信息的真伪性难以得到确认，同时多元文化思潮的不断涌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普世价值学说等思潮严重影响着农村大学生的思维观念和情感态度。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下，应巧妙地借助大数据的飞速性，进行及时、有效的防御和治理农村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构建良好的道德观念、心理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帮助其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
（三）大数据的精准性与农村大学生心理需求的准确性相契合
大数据本身是基于海量的信息基础之上的，可以整合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资讯。可以及时、迅速的在网上找到各种各样所需要的资源和信息。大数据时代下，以数字媒体为中心的信息，精准地反映了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方方面面。将人们抽象、非结构化的信息以视频、文字、数据、图片等形式生动形象的展现出来，从而加深对抽象事物、非结构化的事物的理解与认识，从而探索出更多复合规律的事物，遵循规律，创造出新的事物，从而促进其不断地前进。思想是受一定事物的影响，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动摇与改变，进而言之，农村大学生因其独特的出生环境和成长环境，他们的心理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思想容易受到外在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农村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成长环境、活动范围，社交活动、表现能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产生了极大的隔阂感，致使部分农村大学生难以适应大学的生活，逐渐产生了自卑、失落的落差感，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因此结合大数据的强大精准性，及时地掌握农村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变化等情况，对出现心理问题或行动异常的农村大学生及时的进行开导和疏解，防患于未然，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防患于未然，创造出良好的校园环境，引导农村大学生积极的应对大学生活，培植出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从而 ……此处隐藏25168个字…… 题， 适用于 15 岁以上成人。[1]陈灿锐等人进一步在中国成人身上检验了该量表的信效度，结果较好。[6]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 0.69.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共 5个题目，7 点计分。[1]量表总分为各题分数的平均分。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 0.72.
2.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汪向东等修订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共 20 题。[1]
本研究中量表总的α系数为 0.75.
3 研究结果
3.1 素质希望、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以素质希望两个维度均分、素质希望的总均分与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希望总均分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6、与积极应对存在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4;与消极应对存在显着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1（见表 1）。
3.2 素质希望、应对方式对生活满意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将素质希望的两个因子和应对方式的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如上表所示，最后进入方程的是素质希望的能动性维度和应对方式的两个维度，其决定系数为R2=0.167.三者对积极应对方式均有正向预测作用，能动性、消极应对方式和积极应对方式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293、-0.187 和 0.134,这三者对积极应对方式得分的解释率为 16.7%。
3.3 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回归分析考察中介效应需满足以下条件：
（1）自变量与假设的中介变量、因变量三者之间两两相关显着；（2）当中介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或者回归系数显着降低。[7]在上表的回归分析中，途径思维没有进回归方程，而能动性与消极应对方式相关不显着，能动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均显着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满足中介变量的前提条件。
由表 3 结果可见，三次回归分析 t 检验结果均显着，能动性思维能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的积极应对维度也能显着预测生活满意度，当积极应对维度进入方程后，t 检验结果仍显着，同时由于 c'这一回归系数也显着，所以积极应对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0.326× 0.159/0.277=18.7%。
4 讨论
4.1 大学生素质希望与应对方式、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从素质希望与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看，素质希望的总均分与生活满意度、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存在负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一般都会结合自身实际，设置较为清晰合理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个体有较为强烈的实现目标的意愿和动机（高能动性思维），并可能会较多地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寻找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高途径思维）去克服困难，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体验也较高，心理发展较好。而希望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在设置目标时就存在目标不清晰不明确，或者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较小等问题，实现目标的意愿动机也不强（低能动性思维），遇到困难和障碍更愿意选择逃避或否定等消极应对方式，不能灵活变通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低途经思维），因而其生活满意度体验较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素质希望的两个维度中只有能动性维度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而途经思维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这可能与两个维度的含义有关，能动性思维指的是个体找寻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的主观意愿和动机，体现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意图（例如，我要追求或实现某一目标），因此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途径思维"则表明个体能找到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但仅停留在"知道"这一认知层面，缺乏实现目标的动力，没有实际的意志行为发生，即不能很好的坚持实现目标，那么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受影响，因此有学者指出，能动性思维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更加重要。[8]
4.2 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仅发现了应付方式中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显着，积极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影响生活满意度的路径过程中起中介效应，所占效应为 18.7%。
素质希望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影响生活满意度，说明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一般都能根据个体实际情况，设置清晰明确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不仅能找到多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而且主观动能性较强，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因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个体能较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用灵活的方式来摆脱困境，更有可能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要求自己并处理困难，当问题解决后，个体就向目标更靠近，因而具有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这与前人研究的解决问题能正向预测幸福感的结论基本一致。
Snyder也指出，积极情感和成功的应对经验能进一步激发个体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和实现目标的动机水平。因此，希望、积极应对和幸福感之间是一种高希望→积极应对→高幸福感→更高希望的良性循环。[10]但本研究中并未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素质希望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这一结果与孔德生等人[9]的研究结论一致，即素质希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多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中介。而这恰恰也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相切合，它倡导人类更多关注自身的积极品质和力量并以此获得更多的幸福。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健康不仅意味着消极情绪的减少，更重要的是个体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积极和消极的形成是两个独立的特定机制并有不同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间的绝对独立，从哲学意义上讲，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性，是同一矛盾两个方面的不同体现，因此，积极心理学并非让个体全部逃避或忽略自身的消极情绪和体验，而是引导人们在积极心理学的视野下学会转化，创造更多的条件让消极体验转化成积极体验，从消极中寻找到更多的积极意义，因此培养个体的积极体验、积极应对等对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5 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素质希望和积极应对两因素对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作用，这也提示教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培养个体的希望水平和积极应对的认知行为模式。
具体而言，我们应结合个体自身实际情况，帮助个体设定阶段性的、清晰而又明确的目标，以目标为核心，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想方设法实现目标。遇到困难和障碍停滞不前时，教育者要引导个体在阻碍面前学会变通，寻找并创造更多的条件去消除壁垒、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目标并产生一定的积极体验，实现积极心理学的终极目标--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1]张曼。行政人员角色压力、素质希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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